我们成长的过程
也许比我们想象中更有共性
上周六（1月9日），在音乐剧《春之觉醒》上海站第三轮演出即将与大家见面之际，知名导演周可，以及剧中的两位主演杨舒妍和胡超政，以分享嘉宾的身份做客上汽·上海文化广场，聊了聊他们眼中的《春之觉醒》。
舞台上的青春故事
是我们每个人都难忘的回忆
《春之觉醒》的德文原版剧本最早创作于1891年，在诞生至今的百余年间，这部立意颇为先锋的剧目甚至历经过禁演的危机，难道仅仅是因为《春之觉醒》将大家都避而不谈的那些青春迷惘搬上了舞台吗？这部剧到底是在讲什么？
从表面上看，整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社会观念极度保守的德国，一群青春年少的学生受到了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重重压力，面临着生活中的种种苦恼，压抑着自己内心的诸多渴望。而这些话题也突破了剧目时代背景的限制，同时存在于当下的社会之中。《春之觉醒》折射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课题：觉醒发生的过程，正是我们成长之中不断发现自我、接受自我的过程。
对于曾参与了音乐剧《春之觉醒》首轮演出，此次再度回归的Wendla扮演者杨舒妍来说，这部戏更像是一场青春群像的大合集——它将很多人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故事全部汇聚到一起，把最好的结果和最坏的结果一并呈现给观众。
正是这样的特质，让这部剧成为了人们成长经历的一段缩影。台上所演绎的不仅仅是某个人物、某个家庭的故事，更是所有观众共同经历的青春。在这个前提下，当《春之觉醒》抛出了一些比较值得大家去讨论和深思的问题时，年轻的观众们更容易因此而共情，并由此引发自己对于相关命题的思考，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去反思这些深刻的议题。
每个人都经历过他们的青春年少
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觉醒”
当然，这并不是说《春之觉醒》是一部只为年轻观众打造的作品。在周可导演看来，剧中所触及的社会化的议题以及所描述的“觉醒”不仅仅是针对戏中的那些年轻人来讲的，更是将同样的问题抛给了成年人。
剧中对于某些情节的再现跟当下社会中的一些现象无不有着直接的联系：无论是家庭中父母对于孩子关爱的缺失；还是父母过分的期望给孩子带来庞大的压力而不自知等等。
这些极具反思意义的片段，同样可以帮助那些曾经经历过青春年少，却在长大的过程中渐渐忘了自己曾经也是孩子的成年人带入情感，从而认同某个人物，并相信这个故事。有了这样情感的输出，观众们就会更主动地去思考。
而在《春之觉醒》的舞台上，演员们也在尝试通过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将自己的感悟外化在角色身上，进一步和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勾连。
如胡超政所饰演的Moritz一角，他在“高压锅”式家庭环境下所遭遇的那种以“爱”之名作为包装的“为你好”在当今社会中也普遍存在。而通过孩子和家长双方不同的视角进行表达，更容易让观众看到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的矛盾。他直言：“通过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做戏剧化的表达，对于演员本身而言是很伤的”，但正是这种极端的表达，并最终把Moritz这个角色推向生活的死角，才能让情感更加饱满，冲突更加动人。
类似Moritz这样的角色在给青年观众带来情感上共鸣的同时，也能给成年观众带去更多关于家庭、关于教育、关于亲子的思考。结合了每个人不同的成长经历和人生阶段再来看这部戏，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反思和感悟。这就是《春之觉醒》的魅力所在。
音乐剧
当然也可以讲述更多的故事
讨论严肃社会的舞台作品，似乎较常以话剧的体裁来呈现，因此，作为直接触及了严肃议题的音乐剧作品，《春之觉醒》对于国内音乐剧市场来说，在演出本身之外更具有了一份现实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音乐剧创作者们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
针对这个问题，周可导演认为，从音乐剧的诞生开始，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就是着重在娱乐性上，同时也是更大众化的。但是随着时代发展，观众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各种艺术形式也都在互相打破这个壁垒。比如，现在很多话剧会引进音乐元素，舞蹈元素；同时，也有很多的音乐剧作品会偏重于言说。
随着行业和观众的不断积淀，音乐剧的发展可能更需要寻求差异化的表达。就像近二十年来话剧的发展经历了观众慢慢回归剧场，到市场逐渐成熟，开始出现不同内容、不同题材的剧目分流一样，随着国内音乐剧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音乐剧的观众群体越来越广，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音乐剧作品都在做着不同的尝试——适当地减少人物、增强整体的戏剧冲突，从而更深入地来挖掘人性当中的某些价值内核。
而在这一方面，国外的音乐剧演出市场和国内的话剧演出市场都已经走在了前面。如杨舒妍提及的《Bare: A Pop Opera》聚焦于教会学校中的性少数群体；周可导演提及的话剧《见证》描述了脱北者移民二代的青春迷惘的故事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我们也相信，在音乐剧《春之觉醒》中文版之后，未来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剧目出现，给观众带来更具差异化的演出。
*注：图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上汽上海文化广场”。
